東吳證券：關稅戰後會不會有金融戰？

特朗普政府“招商引資”策略及其金融戰手段分析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範圍內採取了一系列“招商引資”的策略，其中不僅包括關稅手段，還可能涉及金融工具的使用。這些金融手段可能包括對特定資本流動徵收特別稅收、威脅中概股退市以及對中國在SWIFT系統中增加障礙等。以下是對這些手段的具體分析：

針對資本流動的額外稅收

特朗普政府可能會對持有中國證券資產的美國資本徵收特別資本利得稅，迫使其退出港股市場。據估計，美國資本在香港股票市場上持有約2.5萬億港幣，相當於10個交易日的總成交和22個交易日的南向資金交易量。此外，對持有美元資產的中國資本徵收特別利息稅/資本利得稅，可能影響高達3萬億美元的證券組合，促使這些資本投向其他領域或迴流中國海外資產。

中概股退市威脅

再次以審計等明目威脅中概股全面退市，儘管多數大市值中概股已實現二次上市或兩地掛牌，預期退市對市場衝擊有限，但對美元PE造成不小影響。同時，港股IPO因成爲少有的幾個退出渠道而變得擁擠。

SWIFT系統威脅

威脅剔除SWIFT系統，這一全球性的金融交易基礎設施對國際貿易至關重要。脫鉤SWIFT將對短期貿易產生劇烈負面影響。然而，SWIFT系統由欧盟而非美国主导，因此很難成爲美國操縱的金融工具。

風險提示包括歷史經驗不代表未來、地緣政治風險、政策不及預期以及數據統計偏差等。

關稅戰的影響

特朗普政府發動的“關稅戰”引起了全球投資市場的廣泛擔憂，不僅因爲高昂的關稅會導致貿易萎縮和需求下降，引發全球經濟衰退，也因爲這種破壞規則的做法沒有邏輯，目的不明，增加了市場的不確定性。

全球投資者普遍認爲，徵收對等關稅的理由和目的明顯缺乏邏輯。關稅稅率的計算過程與貿易伙伴向美國商品徵收的關稅稅率無關，且不能大幅增加美國關稅收入以彌補財政赤字。實際上，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關稅稅率上升而貿易額下降的情況已經出現。

美國貿易逆差是國內經濟的映射，長期以來，美國消費者的消費購買遠大於儲蓄和投資，旺盛的消費力只能通過淨進口來滿足。大幅提高關稅稅率不能直接改變美國消費強、生產弱的事實。

美國國內生產不足的原因是投資/儲蓄不足，特朗普政府希望海外資本或在世界其他各地的美國資本進入/迴流美國幫助生產。換言之，特朗普政府動用關稅，就是脅迫資本前往美國，彌補美國自身的投資不足。

爲了達到“招商引資”目的，特朗普政府需要談判，關稅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籌碼。如果關稅這個籌碼不足以促進其他各國/地區把資本輸送到美國，特朗普可能就需要更多其他籌碼，施加所謂“極限”施壓。這個籌碼可能就是金融。畢竟美國擁有全世界市值最大、參與度最廣泛的金融市場。

這些金融戰的主要手段，仍然是稅收。以下是可能的稅收方式：

對中國投資的美國企業額外加稅

例如，對中國境內獲取的收益課以更高的稅率，以阻礙美國企業在中國進行投資。

向在中國證券投資的美國企業/個人額外徵收所得稅

例如，向獲取中國證券投資收益的美國企業/個人，不論持有期限，均徵收37%的特別資本利得稅。

以美國機構主要持有的15只香港股票來看，平均美國持有港股市值佔比爲7%。以此推算，美國資本持有的港股市值相當於現在每天南下資金22天的成交量。

歧視性向持有美元資產的中國企業/個人額外徵稅

例如，向中國持有的美債徵收30%的利息稅。以中國當前持有大約7800億美元美債，假設平均利率是4%，一年所得利息大約312億，繳納30%的利息稅将达到93.6億美元。同時，持有美債的預期收益率下降到2.8%。

這種歧視性稅收將引發中方拋售美債，進行資產組合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