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里芬世界”中，美國通過金融手段達成國家安全目標，但其優勢地位同時伴隨著負擔，導致出口競爭力與金融實力的投放之間存在權衡。美國政客和民眾對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的不滿情緒根深蒂固，他們期望通過關稅和匯率等措施來實現變革。
關稅政策佔據核心地位，它不僅作為美國在談判中獲得優勢的工具，還承擔著增加財政收入的任務：
1）關稅通常會提高進口商品的價格，但匯率變動可以通過貨幣貶值來部分抵消關稅的影響，減輕對美國經濟的通脹壓力，因此關稅與匯率之間存在權衡。
2）關稅的突然變化可能導致金融市場波動，因此需要逐步、分類實施關稅方案。研究顯示，美國對外最優關稅稅率可能是20%，但還需考慮關稅報復的可能性及其帶來的額外損害。
匯率政策也是實現再平衡的關鍵手段，其核心目標是促進美元貶值以振興製造業，具體措施包括多邊貨幣協定和單邊貨幣方案：
1）在多邊貨幣協定中，美國與其他國家共同構建美元“安全區”，其他國家通過出售短期美元儲備實現美元貶值，並將剩餘的美元儲備資產展期，轉換為“世紀債券”，以消除美元貶值對美債市場的負面影響；美國將為承擔久期風險的外國投資者提供美元流動性支持，否則將面臨高額關稅。
2）美國也可以單方面實施美元貶值方案。主要措施包括利用IEEPA對外國美債持有者徵收使用費，以及利用財政部外匯穩定基金和聯儲公開市場賬戶等；但可能引發利率上升和通貨膨脹。
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在其報告中提出了一套看似完美的全球貿易與金融體系新架構，前端是關稅威脅，後端是美元“安全區”；但該方案的實施需要美國與其他國家、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美國政府和美聯儲的緊密合作。儘管如此，不應低估美國政客推動全球再平衡的決心。在“海湖莊園協議”的陰影下，有兩個確定性趨勢值得關注：
1）關稅既是手段也是目的，通脹和金融市場波動只會改變其節奏，不會改變其方向；
2）“美元安全區”和“去美元化”進程將同步進行，美債利率和黃金價格齊漲的情況未來將更加頻繁。
風險提示：大國博弈過程中存在高度不確定性。
本文作者：黃汝南、汪浩等，來源：國君宏觀研究，原文標題：《【國君宏觀】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特朗普的理想與現實——“大國博弈新階段”系列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