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雖然離點票日只有一天，但美國總統大選依然焦灼。在川普當選總統的情形下，美國對中國、中國加工廠貿易夥伴國，甚至全球大幅加徵關稅的機率或將會上升。這一情形下，中國出口商可能如何應對？本文複盤2018-19年中美貿易摩擦的因應經驗及個別品類加徵關稅前後的出口趨勢變化，梳理關稅政策對出口節奏的擾動、以及分行業的不同“反應方程式”。
1.美國大選結果或影響對華貿易政策，如果加徵對華關稅，貿易商“搶出口”或集中在明年上半年
如果川普當選，加徵關稅幅度或超過2018-19年間。川普競選期間多次宣稱將對各國普遍徵收10%的關稅，對特定國家徵收60%的關稅，但鑑於目前美國經濟成長和市場估值均在高位，通膨未回落至聯儲目標區間，進口成本大幅跳升對通膨及市場情緒的衝擊或難以忽視，對特定國家加徵60%的關稅实际未必能严格推行。這一情形下，假設美國或明年1季度宣布關稅方案，在2-3季度逐步開始加徵關稅、最終將關稅水平淨增20-30個百分點左右。若出現不同情況，假設路徑將有所調整。
歷史經驗顯示，通常在關稅時間線明確至關稅方案落地之間約1個季度的窗口期呈現較為明顯的“搶出口效應”。上述情景下、可能在明年上半年推高出口成長強於季節性水平。同時，從國際對比來看，今年以來中國出口成長率並未有明顯高於週邊亞洲國家、或体现出今年并未出现大规模搶出口效應——今年5-7月中國與韓國出口金額較上月變動幅度較為接近，而弱於越南；僅有部分明確品類、由於已明確推出加總關稅的時間線，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搶出口”現象，例如對巴西的新能源汽車出口在1-5月增速大幅上行、今年上半年對美國的光電/儲能電池的出口成長明顯強於歐盟。
2.複盤18-19年中美貿易摩擦、學習效應逐步凸顯，單位體積價值高/庫存低品類“搶出口”或更明顯
複盤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下，彼時貿易商可能對加關稅等政策仍有疑慮，並未充分對此進行預期及規劃，疊加前兩輪的加關稅政策從宣佈到實施的窗口期較為短暫，“搶出口”現象並不明顯，但2019年關稅政策落地前2-3個月內清單產品出口呈現1-2成的同比回升。分品類而言，2018-19年，汽車、飛機、光學儀器等單位體積高附加價值產品在較短的“搶出口”窗口期內出口年增速較非清單商品提升10-20個百分點，而紡服、家具、機械器具等或因加徵關稅較晚、時間維度較長，疊加庫銷比位於1995年以來65-85%的較高分位值，搶出口期间增速上行幅度约5-10個百分點。
隨著中國出口競爭力全方面的提升，中國貿易順差再創新高，中美貿易差額亦仍在高位。如果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关税预期或引发更为显著的“搶出口”效應。根據IMF的統計，2023年中國貿易順差佔全球貿易順差國比重達到27%、中國的製造業出口占全球的比例亦超過13%、較2018年的11.8%進一步上行，且佔比已超過同期德國、日本、英國等國總和，在展現製造業競爭力提升的同時、貿易失衡的格局或延續，均可能推升企業“搶出口”動機。而分行業而言，截止今年8月，美國藥品、電氣設備、计算机等行业的经销商库销比位于历史較低分位值，或可能對“搶出口”期间的弹性有較大拉动。
正文
一、美國大選結果或影響對華貿易政策，如果加徵對華關稅，貿易商“搶出口”或集中在明年上半年雖然離點票日只有一天，但美國總統大選依然焦灼。在川普當選總統的情形下，美國對中國、中國加工廠貿易夥伴國，甚至全球大幅加徵關稅的機率或將會上升。2016年川普就任總統後，為縮小美國貿易逆差，支持製造業回流美國，先後對許多貿易夥伴加徵不同的關稅——2018-2019年間，中美共加徵三輪關稅，将美國對中國的平均关税水平从2018年1-6月的3%左右明顯推升至20%左右；同期川普政府亦對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徵收“鋼鋁關稅”。而本次川普競選期間多次宣稱將對各國普遍徵收10%的關稅，對特定國家徵收60%的關稅，理論上其可能的措施包括：
可能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2024年9月美國共和黨議員再次提出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法案，這是2022 年以來美國政界第三次提出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而且取消最惠國待遇也被寫入今年共和黨的競選綱領。若取消最惠國待遇，可基礎關稅稅率可能會從目前的3.4%提升至40%，疊加18-19年貿易摩擦期間通過301條款等徵收的平均加權約20%的關稅稅率，最終對中國平均關稅可能高達60%。而該途徑需經國會立法通過、此類法案通常經過參、眾兩院的委員會討論和修訂，並需兩院投票通過後遞交總統簽署，方能生效，流程較長。參考2022年3月11日拜登宣布取消對俄羅斯的最惠國待遇，至4月7日參眾兩院表決通過，並於4月8日由拜登簽署生效，整個立法流程約一個月[1]。
或是透過援引各法案賦予總統的行政權力，比如232、201和301等條款發起貿易調查，或者根據《Trade Act》第122條直接進行15%的附加稅，甚至以國家緊急狀態的名義進行加徵關稅。
但鑑於目前美國經濟成長和市場估值均在高位，通膨未回落至聯儲目標區間，進口成本大幅跳升對通膨及市場情緒的衝擊或難以忽視，對中國加徵60%的關稅實際上未必能嚴格推行。這一情形下，假設美國或明年1季度宣布關稅方案，在2-3季度逐步開始加徵關稅、最終將關稅水平淨增20-30個百分點左右。
歷史經驗顯示，通常在關稅時間線明確至關稅方案落地之間約1個季度的窗口期呈現較為明顯的“搶出口效應”。上述情景下，可能在明年上半年推高出口成長強於季節性水平。同時，從國際對比來看，今年以來中國出口成長率並未有明顯高於週邊亞洲國家、或体现出今年并未出现大规模搶出口效應。從環比數據看，今年以来中国出口环比增速并未显著高于其他亚洲国家，今年5-7月的成長速度與韓國較為接近，且整體相對弱於同期的越南；年增速而言，6月以來越南/韓國出口金額（12個月移動平均，下同）年比增速均強於中國，而今年1-9月，越南/韓國出口年增12.6%/8.7%，快於中國的2.9%（圖表1-2）。
不同的需求成長預期及關稅政策落地形式對出口節奏影響或有不同，“搶出口”窗口期可能需要需求成長確定性，以及加徵關稅時間線的確定性。作為印證，巴西和歐盟均針對新能源汽車進口採取了關稅政策，但對貿易商的出口節奏影響有所不同——中國對巴西的新能源汽車出口在7月加徵關稅前增速出現跳升，或體現“搶出口”的情況較為明顯、且持續約半年，對比而言，雖然歐盟也對中國新能源車進口加徵關稅，但在政策落實前的半年，中國對歐盟的新能源車出口成長速度甚至有所回落。從二者的差異來看，關稅預期下“搶出口”的出現可能需要進口國的貿易符合兩大確定性——1）該品類需求成長確定性；2）加徵關稅時間線的確定性。
巴西政府於2023年11月宣布將會分別於2024年1月、7月，年內兩次對新能源車上調關稅，給出較明確的時間線；同時，2023年下半年開始巴西對新能源汽車消費補貼，巴西國內新能源車需求大幅上升、需求成長有較大的確定性——巴西國內新能源車銷售在今年1月同比增速大幅跳升至超過400%、今年6月同比增速亦進一步上行至超過600%。而今年前9個月中國對巴西的出口成長大幅上行至27%，其中新能源汽車對年增速的貢獻達到11.9個百分點，但6月以後年增率明顯回落（圖3和5）。
中國對歐盟的新能源出口情況有所不同，2023年年中，中國對歐盟新能源汽車出口成長觸頂，此後逐步回落，2024年初轉為負成長（圖表4）。潛在因素可能包括市場需求變化、歐盟加徵關稅的預期，以及部分中國車企產能的多樣化佈局。10月29日，歐盟委員會公佈了最終裁決結果，將對進口電動車施加額外的反補貼關稅，措施將於2024年10月30日起施行，反補貼稅率範圍定為17%至35.3%，某些特定企業則適用7.8%的單獨稅率——加上原有的 10% 基礎關稅，中國產純電動車出口至歐盟的關稅最高或達 46.3%（圖表6）。
另外，2024年3月以來，中國對美出口光電設備/儲能電池表現強勁、增速持續上行，關稅壓力下的“搶出口”效應以及美國國內政策拉動的高需求可能共同推動了中國光伏設備/儲能電池對美出口的快速成長；而中國對歐盟出口相對平淡、可能受歐盟光電模組庫存影響。具體看：中國對美國出口光電和蓄電池產品佔美國出口總額比重從2023年1-9月的2.7%上升到今年前9個月的2.9%。同時，今年1-9月光電和蓄電池產品對美國出口累計年增12.9%，拉動我國對美國出口0.3個百分點。另外，今年5-7月我國對美國出口的光電和蓄電池產品增速整體維持較高水平、強於同期該品類對歐盟的出口增速（圖表7-8）。
2024年5月14日，拜登政府對華301關稅新政正式落地，其中，針對進口自中國的太陽能電池（無論是否組裝成模組）的關稅稅率將在年內從25%提高到50%，鋰離子動力電池稅率年內從7.5%升至25%，或許可以部分解釋5月后中国对美光伏设备及储能电池的出口增速显著上升。
2021-2022年拜登政府推出了《兩黨基礎設施法案》、《晶片與科學法案》以及《通膨削減法案》（IRA），計劃在2022-31年間對基建、晶片、新能源等產業新增1.2兆美元的支出，約為2022年GDP的4.9%。其中，IRA提供了鋼彈30%至40%的稅收減免，直接刺激了企業投資太陽能和儲能項目（參見《如果共和黨再度執政——財政篇》，2024/10/20）。Ember的報告亦顯示[2]，2024年上半年美國新增光電裝置容量達到了20 GW，年成長55%，明顯高於歐洲市場10%-15%的增速水平。儘管歐盟也推行了《淨零產業法案》（NZIA），但補貼力度和投資力度相對較小。
二、複盤18-19年中美貿易摩擦、學習效應逐步凸顯，單位體積價值高/庫存低品類“搶出口”效應或更明顯在18-19年的三輪加關稅中，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商品清單的產業範圍從高端製造業擴大到消費品產業，而中國第一輪對美國加徵關稅產品產業主要集中於農產品、汽車、飛機等，第二輪關稅清單則擴展到機械設備、光學儀器、化工、馬達電器等類別（圖表9-12）。
美國對中國第一輪500億美元加徵關稅清單主要集中在機械設備、電子設備、醫藥等高階製造業，涉及HS兩位數編碼18個子行業、1333個HS八位數編碼產品。上述三類商品各有537、241和164項，2017年美國自中國進口額分別為200億美元、145億美元和65億美元，各占美國從全球進口上述商品的14%、20%和10%。但上述清單未包括美國自中國進口額最大的HS四位數商品8517類電話機及其他通信設備（717億美元），且进口金额第二大的四位數商品8471類別自動資料處理設備（452億美元）項下只有少部分商品（約17億美元）進入清單。
美國對中國第二輪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清单行业范围显著增加，基本覆蓋所有HS兩位數子產業，涉及6048項八位數編碼產品，消費品佔比明顯上升，其中化工品、紡織品以及金屬製品佔HS八位數編碼產品最多，分別為1435、932和733條，占比分別為23.7%、15.4%和12.1%。實際上，從500億美元到2000億美元的商品，美國對中國進口依賴度逐步上升。相比之下，中國對美加稅商品主要是中間產品和資本品，中国從美国进口加税的消费品占比不大。
複盤2018-19年中國對美國出口的成長走勢，我們發現2018年貿易商對加關稅政策或仍有疑慮，並未充分對此進行預期及規劃，疊加前兩輪的加關稅政策從宣佈到實施的窗口期較為短暫，“搶出口”現象並不明顯，但2019年關稅政策落地前2-3個月內清單產品出口呈現1-2成的同比回升，或體現“學習效應”逐步凸顯。
首輪500億美元清單產品提前出口現象並不明顯，或因沒有“學習效應”、貿易商反應窗口較短。2018年4月美國宣稱對500億美元中國出口產品加徵關稅，隨後的4-6月增速未見明顯上升趨勢，直到7月6日其中340億美元清單產品先行生效，清單產品出口成長大幅回落至3.9%、8月/9月進一步轉負至-1.3%/-18.8%。500億美元清單的“搶出口”效應不明顯，或因中國出口商對美國加徵關稅重視度不夠，且美國6月宣布7月即執行的節奏未留足夠反應時間（圖表13-14）。
第二、三輪清單產品在關稅政策落地前出現有一定“搶出口”現象，或反映貿易商逐漸定價美國的關稅政策。比如2000億美元產品清單在2018年7月10日正式公佈並於9月24日開始生效，觀察到7-9月美國從中國進口2000億美元清單產品的年增率逐月上升（14.6%/15%/20.8%），且較未進入關稅清單的商品進口增速形成剪刀差，但持續時間、強度偏溫和（圖表15-17）。
而分行業而言，第一輪關稅加徵落地前 “搶出口”窗口期較為短暫，主要集中在2018年4-7月，期間汽車、飛機、光學儀器等產品可能因單位體積附加價值高，或對於較短窗口期“搶出口”的貨運成本上升相對不敏感，出口年增速較非清單商品（對照組）提升10-20個百分點。而紡服、家具、機械器具等或因加徵關稅較晚、時間維度較長，疊加庫銷比位於1995年以來65-85%的較高分位值，搶出口期间增速上行幅度约5-10個百分點（圖表18）。
往前看，相較於2018年、中國出口競爭力全方面提升，貿易順差再創新高，全球貿易活動區域化趨勢可能持續加劇，均可能強化貿易商本輪“搶出口”動機。而分品類而言，結合2018-19年的經驗，截止今年8月，美國藥品、電氣設備、計算機等行業的經銷商庫銷比位於歷史較低分位值，其中药品和電氣設備分位值仅位于1995年以來的15.2%和24.2%的較低分位值水平，或可能對“搶出口”期間的彈性有較大拉動（圖表19）。
一方面，中國在全球製造業增加價值和出口的競爭力進一步上行——根據IMF的統計，2023年中國貿易順差佔全球貿易順差國比重達到27%、中國的製造業出口占全球的比例亦超過13%、較2018年的11.8%進一步上行，且佔比已超過同期德國、日本、英國等國總和。（圖表20-22）。
另一方面，疫情後全球地緣政治環境已有大幅變化，疫情後全球經濟環境變遷與供應鏈的不確定性，均邊際增加了此輪企業“搶出口”的可能性。中美兩國的貿易額在2018年後呈現明顯回落，但在2020-2021年疫情期間雙邊貿易回升，而在2022年後這趨勢再度逆轉，中美之間直接貿易額相較與其他貿易夥伴呈現明顯走弱，剪刀差逐步走闊、甚至已超過2018年的水平（圖表23和24）。
本文作者：華泰宏觀易峘、吳宛憶，來源：華泰睿思，原文標題：《華泰 | 宏觀：關稅預期如何影響“搶出口”》
易峘 研究員 SAC S0570520100005 | SFC AMH263
吳宛憶 研究員 SAC No. S057052409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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