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們在之前的報告《關稅風暴：政策對沖的經濟賬》中提到的，隨着關稅風險的實現，市場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爲經濟下滑與政策對沖之間的鬥爭。在清明假期的最後一天，官方媒體的聲明顯示，決策者已經爲應對沖擊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我們預計4月底的政治局會議將爲新的儲備政策設定基調。在此之前，股市作爲宏觀經濟的晴雨表，穩定市場將成爲預期管理的關鍵，涉及以下三個主要線索：
首先，匯率的底線將不會被突破，成爲市場的穩定之錨。無論未來關稅風險如何發展，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是“以靜制動”的策略。
一方面，在當前環境下，人民幣貶值的“害處大於好處”。面對高額關稅，人民幣貶值對外貿的對沖作用非常有限，反而可能增加資金外流的風險。根據近年來的經驗，7.35（美元兌人民幣）可能是需要“堅守”的底線。
另一方面，人民幣貶值也與我國“維護多邊主義”的立場不一致。近年來，其他主要亞洲貨幣基本上“錨定”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如果人民幣“失守”，可能會引發其他經濟體的“競爭性”貶值，對市場穩定和構建反制聯盟都不利。
其次，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可能比降低利率更快，輔以結構性貨幣政策利率的調整。
爲什麼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優先於降低利率？從2023年以來的操作來看，降低存款準備金率開始承擔更多的市場穩定功能。特別是在2024年1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首次將“穩定樓市股市”作爲經濟工作的重點。考慮到關稅已經實施，二季度政府債務供應壓力增加，預計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將首先實施，以對沖市場下跌。
爲什麼是結構性貨幣政策利率調整優先於總量降息？參考央行近期的表態“研究創設新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加大對消費重點領域的低成本資金支持”，以新型再貸款爲主體的結構性工具，可以在“結構性降息”、加大對相關領域金融支持的同時，保持匯率穩定。而總量層面的降息，可能要等到美聯儲進一步寬鬆之後。
第三，增加服務消費是政策的優先和必然選擇。鑑於當前傳統投資的“潛力”逐漸減少，與再次刺激傳統投資的房地產和基礎設施相比，政策轉向服務消費可能具有更高的“性價比”。一方面，“擴大內需”政策的增加可能更有利於市場的預期引導；另一方面，當前與消費相關的財政支出乘數大於投資。
本文作者：陶川、張雲傑、鍾渝梅，來源：川閱全球宏觀，原文標題：《政策前奏：三條主線（民生宏觀陶川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