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意圖，背後有何政策邏輯，或將採取哪些措施?特朗普2.0關稅的複雜性或超1.0時期 ，真正的貿易戰可能尚未到來。
一、熱點思考：特朗普2.0的“歧視性關稅”框架
(一)特朗普2.0關稅的意圖：三大目標，真正的貿易戰可能尚未到來
特朗普2.0關稅存在三大目標。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不確定性雖較高，但政策文件及官員發言中也隱含了關稅實施的細節信息。1.0貿易戰的目標相對單一，主要集中於縮小美國與主要貿易夥伴之間的貿易逆差。但今年新一輪貿易戰則包含了多重目標，貝森特在1月16日的就職聽證會上闡明了美國關稅的目標：“應從三個視角理解關稅，一是糾正不公平貿易，二是增加關稅收入，三是用於國內政策談判，包括芬太尼和移民問題”。為配合關稅目標，特朗普政府實質上將關稅分為了兩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為短期談判型關稅，本質上是美國國內政策的延伸，目的並非貿易戰，存在取消的可能性。盧特尼克在1月29日的就職聽證會上透露，本輪關稅分為兩種類型，一是短期關稅，屬於國內政策行動，不是關稅本身。2月1日針對加、墨的關稅便是此類，如果加拿大、墨西哥付諸行動，控制芬太尼與移民，則能免於關稅。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凱文·哈賽特甚至明確表態加拿大誤解了美方意圖。2024年，美國共查獲2.2萬磅芬太尼，其中南部邊境2.1萬磅，佔比97%。非法移民問題與之類似，2022年，美國1099萬非法移民中，481萬來自墨西哥，佔比43.8%，是非法移民第一大來源國。但可能的風險在於，即使加、墨配合美方，後續仍然存在基於其他目的徵收關稅的可能性。
第二類是長期型關稅，是未來貿易戰的重點，核心是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長期型關稅屬於真正意義上的貿易政策，盧特尼克1月29日的聽證會上稱“長期型關稅需要研究和審查，將可能在4月1日後開始實施”。特朗普1月20日簽署的《美國優先貿易政策》命令內容主要側重於長期型關稅的實施。截至2月上旬，2025年真正意義的貿易戰可能尚未到來。
(二)特朗普2.0關稅的路徑：三種具體措施，或配合實施
關稅政策的具體措施或分為三種：全球關稅，特定國家關稅以及特定行業關稅。特朗普政府1月20日簽署的《美國優先貿易政策》行政命令中，要求對當前的美國貿易和經濟政策進行全面審查，明確了具體負責部門及截止日期，列出了20餘條具體貿易政策措施。可以分為三大類：全球關稅，特定國家關稅以及特定行業關稅。
全球關稅，可能通過全球對等關稅的方式實施。2月8日，特朗普政府宣布或將推行全球對等關稅，取代競選時期公佈的全球普遍關稅，特朗普稱“對等關稅將影響所有人”。具體實施方式上，美國或將各類商品的關稅稅率抬升至全球平均水平。短期內或借助IEEPA的方式實施，中長期或通過新法案《對等貿易法》實施。1月24日，共和黨議員已在眾議院提出了《對等貿易法》，但尚未通過。
一方面，全球關稅或倒逼貿易夥伴降低關稅。2022年，美國有效適用加權平均關稅為1.54%，全球平均為4.14%，墨西哥4.75%，印度11.36%，美國處於較低水平。實施對等關稅可能促使貿易夥伴降低本國的關稅稅率，以匹配美國的關稅水平。
另一方面，全球關稅也起到阻止第三國出口轉移的作用。對單個國家徵稅易產生轉移效應，達到規避關稅的目的。2012年，美國對韓國洗衣機徵收關稅，美國自韓國進口的洗衣機下跌，自中國進口量大幅增加;2016年，美對中國洗衣機徵收關稅，中國進口量下跌，泰國和越南進口量增加;直到2018年，美國通過201條款對全球洗衣機徵收普遍關稅後，關稅規避現象才出現緩和。全球關稅或起到打補丁的作用。
特定國家關稅，或主要通過301條款等方式實施。針對特定國家的關稅，目的在於應對關鍵競爭對手;削減墨西哥、加拿大、日本等特定國家的貿易逆差，抹平關稅稅率差距;控制第三國的出口轉移漏洞。針對特定國家的關稅可能并非独立实施，而是配合全球關稅共同發揮作用。財政部部長貝森特曾提出分層關稅(歧視性關稅區)概念，與美國具有盟友關係的國家可享受較低稅率，非盟友則被徵收更高稅率。通過這種方式將關稅與地緣政治等非經濟因素聯繫起來，起到遏制競爭對手的作用。
特定行業關稅，旨在取代補貼型產業政策，引導製造業回流。此類關稅本質上為產業政策的延伸，可能實施的途徑包括301條款或232條款等。1月27日，特朗普表示，“將對鋼鐵、鋁、銅、計算機芯片、半導體、藥品徵收全面關稅，以將這些必需品的生產重新轉移到美國”。特朗普政府批評拜登政府的補貼型產業政策，耗費了大量資金。截至2024年12月，拜登的芯片法案已補貼330億美元。取消補貼，徵收關稅，特朗普政府也可實現減少赤字的目的，為減稅法案鋪路。
(三)新一輪關稅可能帶來的影響：或難以持續平衡貿易逆差，但可快速增加關稅收入
關稅或難以平衡貿易逆差，但能夠帶來直接的關稅收入。歷史上，美國三次加徵高關稅對貿易逆差的緩和效果較為有限，反而一戰及二戰帶來了貿易改善。但關稅對財政收入的提振或更加直接，美國個稅佔財政收入比重最大，2023年達49%，關稅佔比僅為2%。企業所得稅稅率長期回落，由1980年代的46%下降至當前的21%，進一步減稅空間較為有限。由於美國財政收入高度依賴個稅，替代收入來源匱乏，對外加關稅是擴大替代收入的大概率選項。若今年美國對加拿大、墨西哥徵收25%關稅，對中國加徵額外的10%關稅，或能迅速帶來1100亿美元左右的關稅收入。
不同情形下，關稅或使美國GDP下跌0.4至1.3個百分點。若美國僅實施對中國的10%及對加拿大、墨西哥的25%關稅，或導緻美國 GDP 下降0.4個點，其中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關稅的影响更大，對中國加徵的影響稍低。若美国未来实施全球關稅并扩大对华關稅力度，則可能會使美國GDP下降1.3個百分點。
不同情形下，關稅或提升美國PCE通脹約0.3至0.7個點。美國PCE結構中，進口商品佔比約10.5%，其中中國約2.1%，墨西哥約1%，加拿大約0.8%。若美國对中国的10%及對加拿大、墨西哥的25%關稅最終生效，價格完全傳導的情形下，或使美國PCE通脹抬升0.7個點，50%的傳導效率下，或使PCE通脹抬升0.36個點。2025年PCE通脹或由2.3%抬升至2.6%-3.0%，可能超出聯儲的預測值2.5%。
風險提示
1、地緣政治衝突升級。俄烏衝突尚未終結，巴以沖突又起波瀾。地緣政治衝突或加劇原油價格波動，擾亂全球“去通脹”進程和“軟著陸”預期。
2、美國經濟放緩超預期。關注美國就業、消費走弱風險。
3、美聯儲超預期轉“鷹”。若美國通脹展現出更大韌性，可能會影響美聯儲未來降息節奏。
本文編選自微信公眾號“申万宏源宏觀”，FOREXBNB編輯：陳宇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