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XBNB了解到，在過去17年的大部分時間裡，聯準會一直是美國經濟政策的核心參與者，在金融體系下投入數兆美元的安全網、提供近10年的超廉價資金、在COVID-19疫情期間跳過紅線，並更多研究股票和氣候變遷等領域。而現在，聯準會的工作再次變得平淡。
這種擴張性的角色現在已經縮小為一種簡短的政策聲明、一場有關利率的實質辯論、債券儲備的減少，以及聯準會主席傑羅姆·鮑威爾被人們記得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他既是帶領美國度過了疫情引發的經濟危機的人，也是讓聯準會工作再次變得無聊的人。
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前行長布拉德(James Bullard)所在的決策團隊見證了聯準會在2007-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的作用擴大，見證了聯準會在疫情期間的角色再次迅速擴大，如今又見證了聯準會逐漸回歸正常。
布拉德說，近年來，“我們不得不回到那種強力對抗通膨的方式，這讓人想起過去，那時你不用擔心利率零下限，也不用擔心資產負債表政策。”“在這方面，這是一種普通常態。時代變了。”
現任普渡大學米奇丹尼爾斯商學院(Mitch Daniels School of Business)院長的布拉德將於週一在華盛頓的一個會議上致開幕詞，主題是聯準會的貨幣政策框架，以及實現其促進物價穩定和最大就業使命的策略。
儘管唐納德·川普在11月5日的大選中獲勝給聯準會帶來了所有潛在的爭議——例如，有跡象表明，這位美國當選總統可能會試圖解僱或削弱鮑威爾，從而重新點燃他與鮑威爾在第一任期內的不和——但框架討論強調了另一種可能性：隨著通膨得到控制，經濟成長，利率處於較長期的歷史區間，聯準會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退居幕後，其對通膨的穩定關注現在是下屆政府維持的重要事情。
超低利率已不再需要
川普最初挑選的經濟團隊成員都比較傳統。由美國經濟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在華盛頓組織的這次會議包括聯準會理事克里斯多福·沃勒(Christopher Waller)的主題演講。沃勒是川普在白宮第一個任期內任命的，他和聯準會理事米歇爾·鮑曼(Michelle Bowman)一樣，將在鮑威爾2026年5月任期屆滿後，為新的領導層提供一個內部選項。
與鮑威爾相一致，沃勒一直是對抗通貨膨脹的主要力量，並引導聯準會系統遠離氣候變遷等議題，這些問題不受貨幣政策的直接影響，並引發了與國會一些共和黨人的緊張關係。
在改革聯準會目前的政策框架方面，沃勒可能也會發出強而有力的聲音。2020年採用的政策框架將聯準會帶入了一個新的領域，許多人現在認為，這個領域與當前的經濟環境不合拍。
當年疫情的爆發導致了廣泛的失業，並使勞動市場的康復成為聯準會官員的首要任務，他們決心不讓2007-2009年危機後緩慢的就業復甦重演，許多人認為那場危機導致了失去的十年，給一代工人造成了創傷。長期疲軟的通膨和處於歷史低點的利率也引發了人們對經濟停滯的擔憂。
2020年框架試圖透過對“廣泛和包容性”就業的新承諾來解決所有這些問題，因為人們預期利率將維持在低位，並“比過去更頻繁地”接近零水平。
“零下限”是聯準會官員面臨的難題：一旦利率降至零，進一步支持經濟的選擇就只剩下糟糕且政治上困難的選項了。可以將利率降至負值，這實際上是對人們的儲蓄徵稅，也可以採取其他非常規措施，如大規模購買債券以抑制長期利率，並承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維持低利率。
2020年聯準會的解決方案是承諾高通膨時期來抵銷價格成長疲軟時期，其政策制定者希望這將使通膨保持在聯準會2%的平均目標。由於各種原因，隨之而來的是40年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這促使聯準會在2022年總金額2023年大幅升息。不管這對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前景意味著什麼，它也可能使整個經濟擺脫了停滯，並使財政和其他政策重新佔據主導地位。
TradeStation全球市場策略主管大衛·拉塞爾(David Russell)說，“經濟和股市再也不需要超低利率了”“未來，貿易和稅收政策可能比貨幣政策更重要。”
先發制人是“必要的”
目前，聯準會官員認為，與疫情前相比，通膨壓力將維持在較高水平，且利率將遠高於零，這樣他們可以透過上調和下調利率來實現目標，就像在17年前“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引發非常規手段之前央行官員所做的那樣。
如果出現足夠大的衝擊，這些工具仍在手邊，它們可能會重新回歸。例如，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即將上任的川普政府的政策，即同時透過關稅提高進口價格、透過降低稅收刺激支出，並透過限制移民來限制可用工人的數量，可能會動搖聯準會認為目前既健康又平衡的經濟水平。
但越來越人認為，聯準會目前的框架過於適應2007-2009年危機後10年以及疫情時期的環境與風險，在通膨問題上需要回歸更謹慎的立場。
聯準會工作人員的研究表明，這種立場無論如何都能為就業市場帶來更好的結果，回歸到在通膨根深蒂固之前便加以抑制的老派理念已重獲青睞。
經濟學家Christina Romer和David Romer在9月為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會議撰寫的研究報告中寫道，“先發制人的貨幣政策行動不僅是適當的，而且是必要的”。他們寫道，聯準會“不應該刻意尋求一個炙手可熱的勞動市場”，因為生硬的貨幣政策工具“不能……減少貧窮或應對日益加劇的不平等。”
鮑威爾似乎預料到了未來的變化，而且這些變化也不是不受歡迎的，因為這些變化表明，美國已經不需要聯準會的特別支持了。在擔任央行總裁的頭幾年，鮑威爾對聯準會的特別支持並不完全滿意。
在疫情期間將聯準會的權力推至極限之後，他可能會給他的繼任者留下一個更專注和聚焦的機構。
鮑威爾上月在達拉斯表示，“20年的低通膨在我們制定框架一年四個月後結束”，他指的是迴歸更為“傳統”的央行風格，他稱，“我們是否應該改變框架，以反映現在更高的利率，以至於我們過去所做的一些調整……是否不應該再是基本情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