賺的更多、波動更少--可能是每個普通投資者最大的願望。
在金融學上有個專門的指標來刻畫：夏普比率（Sharpe）。大概算法是將投資人產生的報酬減去無風險利率，然後將該數字除以其報酬的標準差（也就是波動）。
夏普比率衡量投資所承擔的每個額外單位風險產生了多少超額回報。
也就是說，光賺的多還不夠，需要考慮你承擔了多少風險。
巴菲特也好，芒格也好，他們的成功令人羨慕，但大部分人做不到芒格那樣，忍受淨值腰斬的痛苦。
相比於大漲，大跌帶給投資人的痛苦甚至更大。
“穩穩的幸福”是大部分人的追求，退休基金、退休基金這樣的專業機構也不能接受大幅的波動。
然而，市場上每年都有大賺的基金，但少有能長期提供高夏普的產品。
全球最賺錢的避險基金，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樣
2023年1月，LCH統計的對沖基金年度榜單發布後，媒體驚呼，“對沖基金之王”換人了。
達裡歐創立的橋水基金先前長期佔據全球最成功對沖基金寶座，這一次，它被超越了。
登上“對沖基金之王”寶座的是Ken Griffin和他的城堡基金（Citadel）。
根據LCH的數據，Citadel在2022年為客戶賺了驚人的160億美元，自1990年創立以來累計為客戶賺了659億美元，超過了1975年創立的橋水基金584億美元的累计收益。
Citadel這個業績多厲害？
2022年美國市場遭遇股債雙殺，那斯達克指數大幅回調。此前無比輝煌的老虎系基金在這一年集體折戟，知名科技股基金Viking在這年鉅虧30億美元，2021年最賺錢的基金TCI更是虧了81億美元，就連“小巴菲特”Seth Klarman的Baupost都虧了15億美元。
Citadel在這一年賺的160億美元，一舉打破了鮑爾森在2007年做空次貸一役所賺的150億美元的历史记录，而後者被稱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交易”。
2023年，美股在大幅波動下最終大漲，而Citadel依舊大賺81億美元，繼續擴大在對沖基金榜單上的領先優勢。
儘管獲利是如此驚人，但Citadel更讓人稱道之處在於其強勁的夏普表現。
比如在2023年美股最終大漲的這一年，Citadel的收益率是15.3%，似乎遠不如標普500ETF VOO的24.2%，但如果看夏普表現：
Citadel的夏普值高達2.51，遠超VOO的1.09%，原因是當年的波動率（上表中體現為標準差4.50%）遠低於VOO的18.51%。
也就是說Citadel所承擔的每單位風險所產生的收益大幅超越美股基準指數，而這已經是VOO過去十幾年最高的夏普值了。
Citadel的這種無視市場漲跌、拒絕回撤且持續獲利的能力，在2022年總金額2023年這兩個充滿動盪的年份所體現的淋漓盡致。
這簡直顛覆了投資人對於避險基金這個產業的認知，《華爾街日報》在此後的一片報道裡直接稱Citadel重塑了對沖基金業。
對沖基金在人們心目中的印像是什麼呢？
對沖基金最初的橫空出世，是擊潰英鎊的索羅斯，是在科技股揮斥方遒的Julian Robertson和他的老虎基金，是金融危機中的大空頭鮑爾森。
这些明星管理人以看准方向后的集中押注著称，他們的高光時刻是如此耀眼，眾多資金趨之若鶓。
然而，明星基金不僅並非“時間的朋友”，反而“盈虧同源”。
明星對沖基金Amaranth Advisors豪賭天然氣鉅虧60億美元後於2006年倒閉；老虎系教父Julian Robertson在2000年科網泡棉中巨虧，投資者撤資高達80億美元；大空頭鮑爾森在2008後業績飄忽不定，再無先前的魔力；即便老辣如索羅斯，最後也清退了所有外部資金。
投資人們舔乾淨傷口，體認到即使大師也無法託付終身，“雞蛋不能放到一個籃子”裡，於是對沖基金FOF（基金中的基金）隨之而來。
FOF為投資人畫了一個誘人的餅：他們收取一定費用，找到全球最優秀的對沖基金經理，將他們整合成多元化、不相關且高報酬的投資組合，監控他們的表現，並偶爾從基金中剔除最弱的基金。
2009年，“史上最大的龐氏騙局”麥道夫暴雷，投資人震撼的發現，幾家最大的FOF都牽扯其中。這些FOF拿著高昂的管理費，卻踩了最大的雷。
無論是明星大師執掌的“單一管理人基金”，還是看起來很美的FOF，都不能給投資人帶來“穩穩的幸福”。
諷刺的是，對沖基金的出現正是希望解決投資人的問題。
第一隻對沖基金成立於大約75年前，當時，記者、社會學家Alfred Winslow Jones籌集了 10 萬美元的種子資金。當時，他的目標很簡單，但具有革命性：透過買進他認為被低估的證券，同時對沖投資組合，即賣空他認為被高估的證券。這樣，無論市場上漲或下跌，他都可以賺錢。
70多年後，儘管不時會有業績驕人的對沖基金，但始終難以讓投資人滿意。
慘淡的現實讓整整一代投資者遠離了對沖基金，尤其在2008年後，對沖基金產業幾乎是所有投資產業中唯一停滯甚至萎縮的。
這種情況在2017年開始逐漸改變，一種名為“多經理策略”的基金似乎真的做到了“市場相關度低，穩定且持續獲取超額收益（Alpha）”。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正是：Ken Griffin創建的Citadel。
Citadel：像造車一樣做投資！
Ken Griffin的人生如同開了掛。
Griffin出生於一個連續創業家家庭，父親從事建築材料業，家庭所在小鎮最大的雇主是IBM。企業家和技術的視角在他日後的發展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Griffin從小的夢想就是賺大錢。高中開始，他自學完程式設計，就開了一家顧問公司。他的投資生涯起始於在哈佛讀本科時買的兩份看跌期權。這筆交易讓他賺了5000美元，但更觸動他的是，這筆交易中他賣掉選擇權的價格低於理論上的公允價值，而券商卻透過套利獲得了無風險利潤。
雖然賺了錢，但卻被別人“割了韭菜”，Griffin不能忍，他又開啟了學霸模式，自學了選擇權定價等各種資產定價理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他發現可轉債的套利機會。在大學宿舍裡，他募集了人生第一個基金，正式開啟投資生涯。
10年後的2001年，Griffin年僅33歲，畢業後從沒在任何華爾街機構工作過，但卻一手做出了全球前五名的對沖基金，此時Citadel的資產管理規模已達60億美元。
Citadel旗艦基金Wellington Partners在此前十年的平均年回報率高達30.01%，其他四隻美國和離岸基金的年淨回報率也驚人地穩定，最低為19.44%，最高為28.8%。在過去十年中，Citadel的基金僅在1994年虧損，當時Wellington下跌了4.3%。
此時的Citadel就已經展現出與眾不同的特點：
索羅斯、鮑爾森等都是偉大的基金經理，而Griffin不同，他不只是基金經理，他更是CEO。從第一天起，Griffin的目標就是打造一家最好的交易公司。儘管自己就是一流交易員，但他很早就退出交易一線，全心投入Citadel的業務管理與基礎建設中。
Citadel的核心理念是“流程（Process）”，Griffin的理念是學習豐田的“精實製造”，將投資過程轉變為類似汽車生產線上的每個模組。
與一般對沖基金專注交易人才不同，Griffin聘用了大量管理人才來改進公司每個“流程”，也請了波士頓諮詢這樣的管理顧問巨頭來分析改善投資過程的所有要素。
早在1990年代，Citadel就大力投入建設數據和技術設施，提升每個環節的自動化。
圍繞資管公司的每個“流程”，無論是建立資本結構或是改善投資方法，Citadel的目標是“量化能量化的東西。盡可能去除人為因素”。
華爾街對此的評價是：“Citadel的研發和規劃流程更像是一家運作良好的製造公司，而不是一家資管公司”。
基於這套“精實製造”的支持體系上，Citadel得以有能力開疆拓土，而Griffin展示了他另一個強大的能力：招攬人才。
1994年，Citadel從起家的可轉債套利擴展到統計套利；2001年，開始涉足股票多空；2002年，涉足大宗商品投資等等。
隨著一個個策略的疊加，Citadel開始不再像傳統的對沖基金，通常對沖基金大都專注於一種交易類型，Citadel這種擴展新策略的能力實屬罕見。
在攻城略地之際，Griffin對於風險一直非常警惕。除了一貫的優化風控“流程“外，Griffin一直重視重大的危機。1998年著名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破產消息流出後，他第一時間飛去LTCM的辦公室了解詳情。
充足的準備、強大的資金實力讓Griffin成了很多危機的大贏家。LTCM破產時，Citadel抄底了債券；安然破產後，Citadel搶下了安然最寶貴的能源交易部門；2006年總金額2007年，Citadel又在Amaranth和Sowood兩家對沖基金陷入困境時低價拿下眾多資產。
然而，2008年，Ken Griffin和Citadel栽了個大跟頭。
當貝爾斯登破產後，Griffin和他的交易員們蜂擁而至，買入大量他們認為被低估的投資，其中大部分是金融領域的投資。
這一次，他失算了。這一場危機的範圍之廣，影響之大，遠遠超出他的預期。
整個金融市場的癱瘓以及之後做空禁令的出台，讓Citadel大虧80億美元，被迫暫停投資者贖回。
Griffin事後回顧：“我們在16週內損失了投資者一半的資金。在先前的20年裡，我們從未出現過兩位數的虧損，然而在16週內就損失了一半的資金。”
圖為Citadel自成立至2022年的業績圖，期間只有兩次年度虧損，分別是1994年總金額2008年。
這場歷史性的金融危機徹底改變了Griffin，他提到：
Citadel不再是他所謂的“儲存企業”，他們不再購買“如果我們認為一項資產很便宜，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會為我們創造價值，我們就會買它，為它提供資金”。
現在，“我們從事的是搬家業務。因此，除非我們認為有非常明確的理由說明我們擁有的資產很快就會升值，否則我們不會這樣做。而且，我們將業務從資產負債表密集型業務轉變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所有以技能為基礎的業務。”
“那Netflix本季的訂閱量會超過預期嗎？亞馬遜的AWS雲端收入會超過預期嗎？如今，Citadel所做的一切都是基於技能和基本面的投資決策。這與08年之前我們專注於資產負債表的業務不同。
Citadel的做法是：盡可能的減少與市場的相關性，專注在超額報酬的挖掘。
十年後，全新的多經理人基金崛起了！
多經理人基金—Alpha工廠
高盛給多經理模式的定義如下：
多經理對沖基金遵循的策略是基於將資本分配給多位投資組合經理（“PM”或“小組”）的策略。
PM彼此獨立管理這些資本，並且通常是根據自己的業績而不是所有PM的總結果獲得報酬。大型多經理公司可以擁有100名或更多的PM，而較小的公司可能更集中，儘管PM 數量極少是不正常的，因為PM多元化可以带来显著的收益。
這些公司的PM通常具有細粒度的專業化，例如交易特定的股票市場部門、套利併購交易或以特定方式交易利率。PM通常實施的策略著重於產生一致的alpha值，同時限制beta值並與更廣泛的市場保持較低的相關性。
多經理平台通常也採用嚴格的投資組合建構和風險管理框架，旨在確保PM管理的投資組合符合他們的專業知識，同時也有助於限制任何單一PM對整個投資組合的負面影響。
多經理人基金通常會利用不同程度的槓桿來放大各個經理人所產生的alpha值。高盛估計，多經理人基金平均使用約 5.3 倍槓桿。
一定程度上多經理基金有點類似FOF，內部有上百名PM各自獨立管理頭寸，但要求每個PM都盡可能保持市場中性。
而在各個PM的投資組合之上，有一個相當大的“中心頭寸”，既可以抵消集中頭寸，也可以增加高潛力交易。中心頭寸的PM可能會出售多個PM持有的股票作為對沖，或增加他認為可能表現良好的PM的頭寸，通常在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
風控是多經理人基金的核心，對於旗下每個PM的回撤有嚴格的管理，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業績會被逐分鐘跟踪，要求可能非常苛刻：迅速停損——否則就有被公司裁員的風險。
在這種基金下，多經理人基金把自己變成了一家Alpha工廠：每個PM及其團隊就是一個個獨立挖掘Alpha的車間，再透過中央頭寸的管理調節，將這些Alpha輸送到整個基金層面。
2017年以來，多經理人基金表現出了相關性更低、強勁的夏普表現。
在過去五年中，與廣泛的對沖基金和多策略（非多經理）基金的綜合領域相比，多經理人對沖基金產生了更高的回報，波動性和股票相關性明顯較低
賺得更多，波動更小，相關性還更低，投資人們開啟了新世界！
多經理人基金在2017年至2023年期間的AUM成長了175%，而其他对冲基金领域在同一时期内成長了13%。
實際上，多經理平台主宰了對沖基金的募資。
根據主要經紀商估計，全球此類多經理平台只有40個左右，管理規模約為3000億美元，佔對沖基金產業4万億美元总管理规模的8%。
以Citadel為首，五家巨頭構成了多經理基金的頭部陣營：
其中：
Izzy Englander創立的Millennium是Citadel的老對手，兩家幾乎在同一時期成立，管理規模也相差無幾。
另一巨頭是著名的Steven Cohen與他的Point 72。“對沖基金界的喬丹”在轉型多策略後，同樣表現優異，迅速成長，與Citadel和Millennium並稱多策略三巨頭。
多經理基金幾乎吸走了過去幾年絕大部分的募資，而頂尖平台又拿走了其中的絕大部分。甚至大部分巨頭之後都不再接受新資金，轉而返還利潤給投資人。這使得投資人退而求其次，追逐二線或從巨頭單飛的新基金。
投資人一邊爭奪這些基金的份額，一邊又在擔心這會不會是下一個風險。
首要的擔心是擁擠以及高槓桿。
由於多經理平台類似的模式與策略，其持倉非常類似，加上極高的槓桿。如上文所言，3000億的資產規模加上平均5倍的槓桿，大約1.5兆的大量資金，投向極度類似的頭寸。
當然，以Citadel這樣的巨頭的風控水平，那或許不會是大的問題，但如果一家規模較小、能力較多的多策略平台爆倉，是否會引發整個產業的連續震動呢？
2020年3月美國遭遇疫情衝擊，美債市場出現歷史罕見的流動性衝擊，最終迫使聯準會下場無限量購債救市。這次巨大的衝擊背後，包括Citadel在內的多經理基金的巨額“美債基差交易”被指責導致了美債市場的癱瘓。
而最近美股業績期間，如英偉達、Meta這些萬億巨頭公司在財報後動輒十個百分點以上的波動，背後也有多經理平台策略的影響。
其次是高額的費用。
為了能夠吸收更大的資金規模，而市場上的Alpha又極為有限，“Alpha工廠”們必須在基礎建設投入和人才爭奪上投入巨額成本。
平台們在內部實施“達爾文主義”，嚴格的優勝劣汰。交易者爭奪集中分配的資本。如果表現不佳，你的分配可能會被削減，或者你可能會被解僱。表現優異的人可以管理更多的資產，並獲得約15%至22%的收益。這是一種殘酷的精英制度，有些人稱之為“絞肉機”。
而對於外部的人才，平台豪擲千金。1000萬至1500萬美元的簽約費並不罕見，保證支付的金額可能高達數千萬美元。這些費用通常包括預付款以彌補放棄的獎金和兩年的保證金，無論員工是否能堅持到最後，這些保證金都會支付。
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大投行的高層私下表示，他們在財務上無法與這些平台競爭，而傳統對沖基金的競爭對手則抱怨說，他們的招募狂潮推高了整個產業的人才成本。
如此高的費用誰來負擔呢？答案是投資人。
Ken Griffin很早就給業界定了個標桿，Citadel採取所謂“直通”的收費方式，他們不收傳統對沖基金的2%管理費，而是將基金運作的所有成本轉嫁到投資人身上。據巴克萊測算，Citadel一年的費率可能高達7%。
投資人對此又愛又恨，即便扣除這些高成本，平台基金此前幾年的業績依舊優異，尤其是那些巨頭。而這些高額投入又形成了很高的競爭門檻，讓投資人擔心新的平台基金無法跟這些巨頭競爭。
對沖基金的進化與“投資的答案”
事實上，高昂的成本投入，多年的“軍備競賽”帶來的是產業的分化。
Balyasny7月在受訪時表示：“這是一個非常難以建立和維持優勢的行業，這種公司的 DNA是，除了成為優秀的投資者或交易員之外，你也必須擅長人員管理、招募、基礎設施、風險和技術——從零開始，這些在今天很難競爭。”
這點在2023年尤其显著，當年美股高歌猛進，而美債代表的無風險收益率高達5%。儘管Citadel、Millennium兩巨頭表現依舊優異，但其他規模較小的公司甚至都跑不贏貨基。截至2023年年底，Balyasny Asset Management 和Schonfeld Strategic Advisors 分別上漲了 2.7% 和 3%。高盛的報告稱：“2023年多經理人基金的平均報酬率幾乎與當年的無風險利率相同。”
整個產業業績平平，而Citadel這些頂尖的基金又不接受新資金，結果就是投資人最近七年來首度抽出資金。截至6月底的12個月內，多經理人基金經歷了客戶淨撤資逾300億美元，這是自2016年以來首次遭遇資金淨流出。
當回顧對沖基金產業自他創立以來的發展歷程時，Balyasny表示他看到了它與PE的相似之處：
“三四十年前，有成千上萬家PE公司，”他說。“但今天，這個行業絕大多的Alpha來自六、七家公司。我認為對沖基金與此非常相似。如今，要創辦一家PE公司並與黑石、凱雷和阿波羅競爭非常困難。我認為多經理基金也是一樣。”
經過35年，Ken Griffin從當年的華爾街神童成瞭如今的對沖基金之王。
他一手摸索出的“Alpha 工廠”是否找到了投資的終極答案？
本文轉自“華爾街見聞”，作者：追風RiskChase；FOREXBNB編輯：劉璇。
